《乡党》首章郑注所言接引凡人云云，其实已明示：圣人并非经过学习或践履凡人的那些礼仪行为后才成为圣人，而是从一开始就是圣人——从《乡党》的开端处就是圣人。
只是在革命的漩涡中，马一浮和《罪恶论》所代表的理想主义者注定是孤掌难鸣。《稽先生传》乃是对《堂吉诃德》的选译（樽本照雄对此有初步讨论），亦有讽刺革命党人高不着地、一事无成之意。
[127]鉴于这种微妙的共性，已有论者将不失政治关切的20世纪心性儒学与之后的政治儒学合观，探索整个当代儒学对现代群己观念的构想。所以无论是义学知识名相的学习还是领会名相所成的正知正行，都需要学者求诸自心、自悟所得。《宋遗民诗序》前文有述。惟敬则动乱止息，而复其本然之明。一方面，此文揭示了马氏学思形成的历史过程。
言考校众理，达成圣孳。《复性书院讲录》跟罗汝芳论述孝悌、天德等问题的类似处，同样明显。两教并至，海内嚣然丧其乐生之心。
[54] 《致曹赤霞》，《全集》02册，第404页。以被褐、圣湖野叟与宛委山人的笔名，马一浮寄予《独立周报》发表的文字有十余件之多，其中包括前文述及的《宋遗民诗序》等富于洁己、出世之趣的文章，也包括有对时政的婉转批评。[22] 《鉴湖女侠行》，《全集》03册，第626页。与此同时，一心二门的心体观，也成为了他进一步会通儒佛之学的理论基石。
[61]经此圆观之体证，圣人即可葆其虚静、自利利人。五德本性具之德，其用必待充而始完。
1. 出处语默：青年马一浮之遯世1.1. 革命前夕的善与恶在同盟会员、国民党元老马君武（1881-1940）去世后，曾经的南社成员马叙伦（1885-1970）回忆了三十五年前，二马在杭州与马一浮的一段交往。另一方面，他虽然为清政府承担文书工作，但又是在没有政府或教会的留学资金、制度支持之下，独立学习外语、购置书籍、了解各科知识。1904年4月，马一浮对中国君权与儒教的厌恶达到高峰，而他也被主持圣路易斯博览会事宜的溥伦（1874-1927）革职，在意外之中离开了美国。如欲安人，先须修己，故为政以德即是修己以敬也…心体无亏失，斯其言无亏失。
有关马叙伦以旧学顺应新潮的问题，参林辉锋：《马叙伦与民国教育界》，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4-84页。减法即是谛观世事流变之下的恶浊与虚无：自秦以后有国家者，其形于诏令文字或群下奉进之文，往往愈无道愈夸耀。此所谓福不盈眦、祸溢于世也。（刘乐恒：《马一浮六艺论新诠》，第26-27页）本文即将说明，这两者之间有着一些联系。
[8] 融入美国之难体现于学习英语的艰辛，不满同行国人则体现在对同行者谄媚政府和西人、干扰外语学习方面。《论语》是经典的总纲，所以解说《论语》也就是在有限的时间内，将经典中的六艺之教以至简之道出之。
菩萨视众生如一子地，愿先生因而大之，即入慈行三昧矣。从清季革命漩涡中的愤怒青年到民初新文化潮流里的和乐君子，马一浮的学术思想与政治/社会观有了很大的改变。
在此乃诚谛之言，非是聊为譬遣。这是禅风浓厚的教谕方式。理为圣符，欲为恶府，二者不相容。[128] Ady Van den Stock, The Horizon of Modernity: Subjectivity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New Confucian Philosophy, (Leiden: Brill, 2016).[129] 此处引用的疑问，是一位学术先进审读本文后所示下的意见。无迹可寻，无功可著，民莫能名，无得而称，斯所以为至德。[120]以上两讲苦口婆心，会通佛门止观之法与儒门成圣之方。
[117]以其常住，故不迁矣…《起信论》云一念相应，觉心初起，心无初相，以远离微细念故，得见心性，心即常住，名究竟觉是也。会得此语，则证二空：身非汝有是人空，不得有夫道是法空。
该篇序文以为汉魏之际的风气与时政尤切，盖上有篡弑、下多伪士，而庶民生计多无着落也。乃今思之，其言良是，不可易。
[6] 马君武的政治活动频繁、易知。[27]国人持守住自心之明，然后遵天理而抑私欲，是马一浮从《罪恶论》中发现的建立善政之要义。
约言之，儒、佛二教的智慧都在告诉受困于人间之苦的善人，无量福德就在自心自性之中。而且即便在义理旨趣相应、读书取向相近的学者当中（题外话：当然还可以将这些近代旧学者和明代学者作比较），至少熊十力、钟泰、唐君毅、牟宗三等学者就跟马一浮有值得关注的异同。众生惑相，即是佛自心中疵累，何得不戒惧耶？…）唯知机其神，斯自强不息。要之，两段引文都是在讲修己以济世、修德以淑世。
[100] 当学者将儒经文字作为六艺来学习之时就会发现，知道去遵循不同的德相，也就是获得了把不同类型的事业做好的知识。取法乎上能得其中，至少也可以写出《罪恶论》那样有补于时的权宜之作。
（《马君武集》，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16年，第1154，1156页）前诗言及马一浮文宗之宏愿、才华，后者兼及马氏高洁的政治理念。《本议》全抄原文，而抄录崔寔（103-？170）《政论》的《意林续抄》则附有马一浮的序文和按语。
有感于浊世难以有所作为，本年的马一浮数次表达过成为出世之遗民的理想。[65]这段注文的义学资源为《华严经探玄记》和《肇论》，用意只在说明世间一时一地之功业只如幻有。
[86] 《致马叙伦》，《全集》02册，第403页。[45] 《致陶吉生》，《全集》02册，第394页。[61] 《老子注·一章》，《全集》04册，第48页。深思者，其容寂，故曰俨若思也。
从马一浮与另一位有南社背景的青年文士王钟麒（1880-1913）之通信可知，理解马氏的告别对于把握其学思发展有着关键的意义。）[78]此信首称心学顿教（陆王、禅学）之美，再斥狂禅假悟之非，最后道出自家汇通儒佛的见地。
相应地，人们遵循正确义理的正行，也是此心活动、发用的结果。 引论据阿伦特（1906-1975）所言，海德格尔（1889-1976）认为对于亚里士多德（前384-前322）这样的哲人之为人（personality），人们毋需深究。
只是汤氏的论说路数强调立宪共和的本土根源以及通君民上下之情的功能，而马一浮则倾向于强调君主国的罪恶，且未持在三代发现现代的西学中源类论调。那么他所谓合理者又是什么？一曰民约，二曰国族：嗟乎，中国自二千年来无一人知政治之原理、国家之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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